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?华人教授潜伏一年美国大学,发现中国缺的不是人力财力
文章导读
只有短短120年历史的斯坦福大学,已有近30人获得诺奖,不要说世界上其他大学难以匹敌,就是拿国家来比,能超过它的也没有几个。
揭秘这所大学的成功经验,对于破解“钱学森之问: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”或许有所启益。
作者简介
石毓智,斯坦福大学博士、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、新加坡国立大学终身教职。
内容目录
01 一个大学培养出的诺奖得主数,没有几个国家能与它匹敌
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刚刚颁发过,最值得注意的是斯坦福大学最近两年共有四位教授获得此项殊荣:去年科比尔卡获得化学奖,罗思获得经济学奖;今年莱维特获得化学奖,祖德霍夫获得医学奖。
这所大学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也曾经有过两次一年“双子星座”的辉煌。迄今为止,斯坦福大学的教师队伍中已经有近30人获得过诺贝尔奖,在职教授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仅次于哈佛大学,名列世界第二。
要知道斯坦福建校的历史很短,只有120年多一点,考虑到建校长短这一因素,它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最有创造力、最富有活力的大学。斯坦福这一骄人的成绩,不要说世界上其他大学难以匹敌,就是拿许多国家来相比,能超过斯坦福一个大学的也没有几个。
诺贝尔奖分两大类,一类是和平奖与文学奖,两者评奖标准的主观因素很浓,政治色彩重;另一类是科学奖,包括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医学和经济学这四个领域,它们都有一个客观的国际标准,只有在这些领域取得世界顶尖的研究成果者才能获得此奖。我们下面只谈科学类诺贝尔奖的问题。
一般来说,区别世界一流大学与普通大学的最有效的标准,一是看一所大学培养的学生有多少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,二是看在职的教师队伍中是否有人能够获得世界顶尖级的大奖。
我与斯坦福大学有两次“缘分”,第一次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那里读博士,第二次是我于2010-2011年利用学术休假重回斯坦福充电。我对斯坦福不仅有切身的感受,而且是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研究计划,专门调查分析它培养人才的机制。
读博士期间,学习压力大,无暇顾及其他,一门心思都在学业上;然而最近这次访学,没了学习的压力,就有时间研究它的办校理念。我这次访学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探讨“钱学森世纪之问”,寻找“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”的答案。然而,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,那就是得弄清培养大师的条件和机制。
为此目的,我利用这一年的访学时间“潜伏”于斯坦福的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数学、心理学、计算机等系科,旁听课程,参加讲座,观察它们的教学办公楼的布局设计,如此等等。现在把我对这所大间的一些真实感受拿出来说说,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。
02 一张学术讲座票200美元难求
在斯坦福大学,让师生思考科学最前沿的问题已成为校风。下面讲一个典型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。斯坦福大学化学系一年举办一次“威廉姆·约翰逊”学术讲座,只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才有资格做会议发言,交流自己对本学科的最新研究,并预测本学科的发展动向。
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了25届了,2010年10月份这次参加者的名单为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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埃利亚斯·科里(哈佛大学)1990年诺贝尔奖得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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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得烈·迪科(斯坦福大学)2006年诺贝尔奖得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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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伯特·格拉布(加州理工学院)2005年诺贝尔奖得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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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德里克·麦金农(洛克菲尔大学)2003诺贝尔奖得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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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坦利·布鲁希纳(加州大学旧金山校区)1997诺贝尔奖得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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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查德·施洛克(麻省理工学院)2005诺贝尔奖得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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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达·约纳特(维斯曼学院)2009诺贝尔奖得主

03 斯坦福师生吃饭时,谈论的都是什么话题?
访学那一年,我经常到这个餐厅吃饭。与生物系紧邻的是医学院和化学系,所以这里也是这三个院系师生最方便用餐的地方。

要取得世界最好的科学成果,必须满足两个条件:一是在学术最前沿思考问题;二是专一执着,只想科研一件事。如果能做到这两点,即使平庸的人也能做出些成果出来,而那些天资好的就有可能成为科学大师。
04 学校里那些完全是出于兴趣的各式讲座,往往成为引发重大科学发现的契机
戈登教授的研究解开了这个谜,告诉人们这种蚂蚁如何分工协作,如何传递信息。她的演讲中用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,真实引人入胜,连我这个第一次涉猎这个领域的人,也听得津津有味。
其实,环顾一下我们周围的世界,就会发现到处都是“复杂系统”,诸如语言、大脑、交通、植物、天气无不是如此。该研究课题的目的就是从各种各样的复杂系统中概括出共性,为人们认识复杂的世界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。所以,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领域,在不久的将来,将以一个完整的、系统的科学分支出现。到那时我们会再一次意识到,又得跟着别人的屁股后走。
我参加的这次活动,大概有五六十人参加,既有资深的老教授,也有本科生、博士生。参加者的专业背景什么都有,有来自生物学、化学、物理学、语言学、心理学等系科的,也有来自文学、历史学这些传统人文学科的。组织者热烈欢迎每一个新来者,包括不是学校的正式师生。
这种研究小组完全是群众性的自发活动,没有任何学校的领导指使命令。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,类似这样的小组五花八门,天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。我们绝不要小觑这样的活动,它们很可能就是某个重大科学发现的契机。
组织这种活动,一需要敏感性,要有敏感的知识嗅觉,及时捕捉那些新思想;二要有激情,这些研究小组完全是出于兴趣,组织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,往往没有任何功利可图,顶多向学校申请一点儿活动经费,买些开会时用的点心和饮料,或者支付外校专家的交通费。这种自觉自愿的奉献精神,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是必不可少的。

斯坦福大学里类似于“复杂系统理论小组”的学术团体,五花八门,琳琅满目。有的只有几个人,甚至只有本科生参加的小组。比如那里有些华裔子弟,他们成立了一个研读《论语》小组,只有十几个人,他们看不懂原文就看英语翻译,每星期三晚上聚会。其间,他们听说我写了一本《孔子和他的弟子们》,就邀请我去给他们做了一次讲座。
相比之下,中国大学最多的是舞会、武术、围棋、桥牌、气功等这种娱乐性的团体,鲜少以探讨某种科学思想的组织。这就是区别,这就是差距。
05 出科学大师所需的生态环境
1.大众的思维水准
就像体育、歌舞、文学一样,科学界要出现一批杰出的人才,必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。这个群众基础有几层的含义:首先,群众普遍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、分析批判精神、探求真理的爱好。任何科学领域的天才都是有基数的,不可能人人都是天才。当喜欢的人越多,出现天才的概率就越大。
其次,社会的价值判断决定年轻人的智慧发挥方向,也决定他们的竞争意识的取向。比如中国古代一直把作诗对仗作为判断一个人才智的标准,那么就有了“两句三年得,一吟双泪流”的执着,假如中国古代把诗文写作换成探求自然规律,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可能会出现牛顿、笛卡尔这样的大师。

然而西方的哲学传统则侧重对自然现象的探索。由柏拉图在古希腊首都雅典所建的“柏拉图学院”,目的主要是致力于对概念、理论、宇宙及认知等相关问题的研究。
亚里士多德的著述既包括政治伦理方面的,如《伦理学》,《政治学》,也包括逻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,如《工具论》、《物理学》、《形而上学》。特别是《工具论》为科学探索提供了有效的思维工具。
欧几里得的《几何原本》则是欧洲数学的基础。当中国的才子忙于吟诗作赋,成果是一本一本的诗文集;西方的才子则是实验推理,成果则是一个个的科学发现和发明。
3.教育体制与目标
教育体制涉及到如何教育学生,如何选拔学生,要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。在各级学校开设什么样的课,每门课的内容是什么,是重视知识面、答题技巧,还是重视学生的智慧开发、能力的培养;是把学生关在教室里天天埋头于书本,还是从小就叫他们观察自然、感受社会,那么最后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大不一样的。
此外,美国的大学具有巨大的自主权,怎么办学,开设什么样的专业,每个专业有什么要求,每门课讲什么内容,都是学校和老师自己定的。这种个性化教育最能培养大师的体系。
4.家长和老师的期许
长期以来,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对孩子的期许则重在面子和实用上,经常跟孩子说的话就是:“你将来考上名牌大学,给父母争光,给学校带来荣誉,自己将来有个稳定体面的工作。”那么孩子们一旦考上了名牌大学,一旦有份体面的工作,就觉得人生已经成功了,以后该如何走,就茫然无所措。
然而西方人对孩子的期许则与我们明显不同,他们更重视孩子的智慧是否得到充分的发挥,自己的努力是否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等。所以,部分有天赋和使命感的人超越了别人而成为大师。

6. 工作环境和科研条件
各个学科的国际级大师,不仅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的少数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。这说明,这些大学的工作环境和科研条件最有利于这些大师的工作,这里既包括硬件,更包括软件,而且软件更重要。软件主要有:高水平的同事,协同合作的精神,行政管理的支持,没有外在的干扰,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机会,前沿性问题的探究,如此等等。
7.道德风尚
学者的道德风尚也与大师的培养密切相关。不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,浮夸成风,官本位思想,缺乏诚信等,都影响大师的培养。
06 诺贝尔奖是“发现奖”,而不是“发明奖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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